Ⅰ 關於電影《飛越瘋人院》的主題
《飛越瘋人院》改編自美國作家肯•克西發表於1962年的小說《飛躍布穀鳥巢》。據說作者肯•克西為了撰寫博士論文，曾在精神病院里擔任過一段時間的管理員，對瘋人院的治療方法頗有微詞。改編成電影後的《飛越瘋人院》擁有一個完備、寫實的影像體系，我們完全有理由將它看做一部揭密性的影片，它採用了現實主義甚至自然主義的手法，真實地再現了精神病院里的種種醜陋現象，揭開了美國警方與精神病院暗中勾結，打著人道主義旗號殘酷迫害不服管教的犯人的黑幕。名為「精神病院」實為懲戒性監獄，其治療方式除抑制思維能力、行為能力的鎮靜葯外，還有電擊，武力強制，直至切除人的腦白質。作為心理治療的「獨特手段」則是每人當眾陳訴「入院」原因，自揭瘡疤隱私，把一個人最後的一點自尊和尊嚴盪滌干凈，使你無地自容無處逃遁。日常管理手段高張「民主」，但對「民主」有最後解釋權的管理者的權威則不允許任何人稍有冒犯！米洛斯•福爾曼在奧斯卡頒獎典禮致辭時說：「我在精神病院里的時間比誰都長！」一個專制又自戀的政權，對付異思異行最行之有效的辦法就是指其為精神病，押進瘋人院，這樣既可避免專制的惡名，又可收壓制反對聲音之奇效。
本片充滿使人毛骨驚然的恐怖氣氛，尤其是結局部分省略了麥克墨菲被「治療」的過程而突然出現「治療」的後果，令人不寒而慄。作品引發人無盡的思考和聯想，一個人在現代社會的生存權利和生存慾望，為某些人一再張揚的民主、自由對社會個體究竟有多少現實意義？
其次，影片表現的政治主題：
這部「寓言性」的影片無疑具有鮮明的政治隱喻色彩和嚴峻的社會批判精神。要理解它的「政治」寓意，當然應該把影片置了產生它的獨特的時代文化語境中去。因為「重要的是講述話語的年代」－－20世紀70年代正值席捲全球的反文化的青年文化運動接近尾聲之際，所以影片對這一場運動頗有總結和尾聲的意味。它通過瘋子中的「另類」麥克默菲與體制的對立沖突和破壞，體現了美國青年反權威、反體制的造反精神。有人在評價這部小說時曾說過：「它宣布：瘋狂是合理的，而生活在當代社會中倒真是一種瘋狂。」無疑，這一中肯的評價也適用於影片。如同影片片名所含蓄暗示的，「瘋人院」本身就是一個喻體，它是現代以「民主」旗號廣相招睞實則專制橫行的美國病態社會的象徵與縮影，護士長拉奇德和醫護們就是美國社會的統治者和幫凶，主人公麥克默菲就是反抗美國現行制度的英雄，而病員就是受苦受難的美國勞動人民。麥克默菲的斗爭雖然失敗了，但畢竟有人並還將有人勇敢地、成功地飛越瘋人院。影片通過具有荒誕色彩和假定性意味的故事，以近乎鬧劇的形式，表達了一些具有存在主義意味和後現代主義傾向的復雜主題意蘊，諸如理性與非理性的相對性、社會與個人的矛盾、壓抑與反抗、關於「瘋狂」的話語權力等等。
最後，影片表現的文化主題：
把該片當做一個關於社會文化的寓言來讀解影片，或許更能接近編導的本意，也更便於理解劇作深刻的思想。影片導演米洛斯•福爾曼出生在捷克，在布拉格從事電影導演工作時就因具有強烈的社會批判意識而被國際社會認定為「捷克電影新浪潮」的主將。他在遭到了蘇聯佔領軍的迫害後，去西歐過了一段時間的流亡生活，後來移居美國。在談到《飛越瘋人院》的創作意圖時，福爾曼說過這樣的話：「無論什麼社會都有同樣的問題，由於今天社會已經高度組織化了，因此，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無論是民主制度還是君主制度，都有一個個人如何接受那制度的問題。統治者總是竭力維護自己的權力。」①
在瘋人院里，乍一看似乎一切都井井有條，合乎人道和理性：光線柔和，吃葯時放著輕柔的音樂，病人在裡面似乎無憂無慮。而這一切，都因為麥克默菲的突然闖入而招致質疑。麥克默菲發自天性的無拘無束的個性與瘋人院對個性的鉗制與扼殺是格格不久的。麥克默菲讓病人們體會戶外陽光的美妙，與女性在一起的樂趣，在反抗壓抑的生命沖動之下自我覺醒的力量。
麥克默菲（包括酋長）代表的是一種反體制的、充滿著壓抑不住的生命活力的異端或另類的文化，以護土長拉齊德小姐及其背後的整個瘋人院為代表則隱喻了標榜「現代文明」的體制社會。護土長拉齊德小姐像母親一樣「責無旁貸」地監護和管教著病人們，她總是那麼的一副真理在握、勝券在手的神態，彷彿是受命於天的所謂社會理性和道德規范的化身。
尤其是在影片中表現的拉齊德與比利的關系，活脫是不無扭曲的母子關系的一種隱喻。拉齊德總以類似母親的角色和未成年者監護人的身份出現在比利面前。而且在她看來，比利只有永遠處於她的監護和控制之下，才是正常的，否則就是犯錯誤。所以拉齊德似乎是一個視孩子的長大為錯誤、自私而邪惡的母親。而比利也活脫是一個正處於青春期的萌動之中的少年，尤其是他的羞澀、口吃、孱弱，而他在聖誕夜與女性相處而完成了「成年禮」之後，竟奇異地恢復了語言的功能，而且出奇地具備了一個成熟男性的幽默、風趣和氣度。但這一次由麥克默菲精心製造的難能可貴的「成年」契機很快就在拉齊德的冷峻而威嚴的責問中被扼殺了，重新變成了那個害怕母親懲罰的未成年孩子——比利甚至因為恐懼和內疚而自殺。拉齊德還是使用了無往不勝的「母愛」的殺手鋼：「想想如果你媽媽知道了會怎樣？」
當然解析該片的關鍵，還是要認識片中人物「酋長」的象徵意義。「酋長」是一個健康、強壯。生命力極其旺盛的印第安人，他是硬被別人送進瘋人院來的幾個人之一。他足智多謀，會裝聾作啞；他力大如牛，能搬起別人挪動不了的噴水石墩；他對瘋人院里的制度、規章和以拉奇德為首的管理者深惡痛絕，但他既不像麥克默菲那樣莽撞、蠻干，又不像其他病友逆來順受。他是惟一的成功者，是另一種文化——代表了一種似乎來自於大自然的強悍、粗野、朴實而自然的文化，是沒有受到現代文化污染的原生態文化的象徵。酋長之裝聾作啞、拒絕語言應該看作是為了抗拒「語言的牢籠」背後的那一種權力話語化以及壓抑人性的體制文化的入侵。而且酋長明顯代表了一種文化超越的意向，給壓抑沉悶的影片留下了一個讓觀眾看到希望的亮色。在影片的末尾，力大無窮的酋長搬起了麥克默菲試圖搬起來而沒有成功的大理石噴水池——這毫無疑問是一個意味深長的隱喻——砸破了瘋人院的圍牆，似乎是帶著麥克默菲的願望、理想或者說靈魂沖破了牢籠，飛越了瘋人院――他奔跑時隨風飄起來的長發很好地表現了「飛越」這一視覺意象――回到了原始而野性的大自然。
酋長在片中的表現，傳達了曾經當過捷克「新浪潮」電影主將的導演福爾曼對西方世界的深刻認知和對人生目標的大徹大悟：我們處在一個荒延的同時也是秩序井然的世界中，非理性的反抗必然失敗，而理性地選擇逃避是惟一的、能夠獲得成功的反叛形式。在古老、神秘、原生態的文化面前，浮躁的現代文化有時也不堪一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