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关于电影《飞越疯人院》的主题
《飞越疯人院》改编自美国作家肯•克西发表于1962年的小说《飞跃布谷鸟巢》。据说作者肯•克西为了撰写博士论文，曾在精神病院里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管理员，对疯人院的治疗方法颇有微词。改编成电影后的《飞越疯人院》拥有一个完备、写实的影像体系，我们完全有理由将它看做一部揭密性的影片，它采用了现实主义甚至自然主义的手法，真实地再现了精神病院里的种种丑陋现象，揭开了美国警方与精神病院暗中勾结，打着人道主义旗号残酷迫害不服管教的犯人的黑幕。名为“精神病院”实为惩戒性监狱，其治疗方式除抑制思维能力、行为能力的镇静药外，还有电击，武力强制，直至切除人的脑白质。作为心理治疗的“独特手段”则是每人当众陈诉“入院”原因，自揭疮疤隐私，把一个人最后的一点自尊和尊严荡涤干净，使你无地自容无处逃遁。日常管理手段高张“民主”，但对“民主”有最后解释权的管理者的权威则不允许任何人稍有冒犯！米洛斯•福尔曼在奥斯卡颁奖典礼致辞时说：“我在精神病院里的时间比谁都长！”一个专制又自恋的政权，对付异思异行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指其为精神病，押进疯人院，这样既可避免专制的恶名，又可收压制反对声音之奇效。
本片充满使人毛骨惊然的恐怖气氛，尤其是结局部分省略了麦克墨菲被“治疗”的过程而突然出现“治疗”的后果，令人不寒而栗。作品引发人无尽的思考和联想，一个人在现代社会的生存权利和生存欲望，为某些人一再张扬的民主、自由对社会个体究竟有多少现实意义？
其次，影片表现的政治主题：
这部“寓言性”的影片无疑具有鲜明的政治隐喻色彩和严峻的社会批判精神。要理解它的“政治”寓意，当然应该把影片置了产生它的独特的时代文化语境中去。因为“重要的是讲述话语的年代”－－20世纪70年代正值席卷全球的反文化的青年文化运动接近尾声之际，所以影片对这一场运动颇有总结和尾声的意味。它通过疯子中的“另类”麦克默菲与体制的对立冲突和破坏，体现了美国青年反权威、反体制的造反精神。有人在评价这部小说时曾说过：“它宣布：疯狂是合理的，而生活在当代社会中倒真是一种疯狂。”无疑，这一中肯的评价也适用于影片。如同影片片名所含蓄暗示的，“疯人院”本身就是一个喻体，它是现代以“民主”旗号广相招睐实则专制横行的美国病态社会的象征与缩影，护士长拉奇德和医护们就是美国社会的统治者和帮凶，主人公麦克默菲就是反抗美国现行制度的英雄，而病员就是受苦受难的美国劳动人民。麦克默菲的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毕竟有人并还将有人勇敢地、成功地飞越疯人院。影片通过具有荒诞色彩和假定性意味的故事，以近乎闹剧的形式，表达了一些具有存在主义意味和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复杂主题意蕴，诸如理性与非理性的相对性、社会与个人的矛盾、压抑与反抗、关于“疯狂”的话语权力等等。
最后，影片表现的文化主题：
把该片当做一个关于社会文化的寓言来读解影片，或许更能接近编导的本意，也更便于理解剧作深刻的思想。影片导演米洛斯•福尔曼出生在捷克，在布拉格从事电影导演工作时就因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而被国际社会认定为“捷克电影新浪潮”的主将。他在遭到了苏联占领军的迫害后，去西欧过了一段时间的流亡生活，后来移居美国。在谈到《飞越疯人院》的创作意图时，福尔曼说过这样的话：“无论什么社会都有同样的问题，由于今天社会已经高度组织化了，因此，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无论是民主制度还是君主制度，都有一个个人如何接受那制度的问题。统治者总是竭力维护自己的权力。”①
在疯人院里，乍一看似乎一切都井井有条，合乎人道和理性：光线柔和，吃药时放着轻柔的音乐，病人在里面似乎无忧无虑。而这一切，都因为麦克默菲的突然闯入而招致质疑。麦克默菲发自天性的无拘无束的个性与疯人院对个性的钳制与扼杀是格格不久的。麦克默菲让病人们体会户外阳光的美妙，与女性在一起的乐趣，在反抗压抑的生命冲动之下自我觉醒的力量。
麦克默菲（包括酋长）代表的是一种反体制的、充满着压抑不住的生命活力的异端或另类的文化，以护土长拉齐德小姐及其背后的整个疯人院为代表则隐喻了标榜“现代文明”的体制社会。护土长拉齐德小姐像母亲一样“责无旁贷”地监护和管教着病人们，她总是那么的一副真理在握、胜券在手的神态，仿佛是受命于天的所谓社会理性和道德规范的化身。
尤其是在影片中表现的拉齐德与比利的关系，活脱是不无扭曲的母子关系的一种隐喻。拉齐德总以类似母亲的角色和未成年者监护人的身份出现在比利面前。而且在她看来，比利只有永远处于她的监护和控制之下，才是正常的，否则就是犯错误。所以拉齐德似乎是一个视孩子的长大为错误、自私而邪恶的母亲。而比利也活脱是一个正处于青春期的萌动之中的少年，尤其是他的羞涩、口吃、孱弱，而他在圣诞夜与女性相处而完成了“成年礼”之后，竟奇异地恢复了语言的功能，而且出奇地具备了一个成熟男性的幽默、风趣和气度。但这一次由麦克默菲精心制造的难能可贵的“成年”契机很快就在拉齐德的冷峻而威严的责问中被扼杀了，重新变成了那个害怕母亲惩罚的未成年孩子——比利甚至因为恐惧和内疚而自杀。拉齐德还是使用了无往不胜的“母爱”的杀手钢：“想想如果你妈妈知道了会怎样？”
当然解析该片的关键，还是要认识片中人物“酋长”的象征意义。“酋长”是一个健康、强壮。生命力极其旺盛的印第安人，他是硬被别人送进疯人院来的几个人之一。他足智多谋，会装聋作哑；他力大如牛，能搬起别人挪动不了的喷水石墩；他对疯人院里的制度、规章和以拉奇德为首的管理者深恶痛绝，但他既不像麦克默菲那样莽撞、蛮干，又不像其他病友逆来顺受。他是惟一的成功者，是另一种文化——代表了一种似乎来自于大自然的强悍、粗野、朴实而自然的文化，是没有受到现代文化污染的原生态文化的象征。酋长之装聋作哑、拒绝语言应该看作是为了抗拒“语言的牢笼”背后的那一种权力话语化以及压抑人性的体制文化的入侵。而且酋长明显代表了一种文化超越的意向，给压抑沉闷的影片留下了一个让观众看到希望的亮色。在影片的末尾，力大无穷的酋长搬起了麦克默菲试图搬起来而没有成功的大理石喷水池——这毫无疑问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砸破了疯人院的围墙，似乎是带着麦克默菲的愿望、理想或者说灵魂冲破了牢笼，飞越了疯人院――他奔跑时随风飘起来的长发很好地表现了“飞越”这一视觉意象――回到了原始而野性的大自然。
酋长在片中的表现，传达了曾经当过捷克“新浪潮”电影主将的导演福尔曼对西方世界的深刻认知和对人生目标的大彻大悟：我们处在一个荒延的同时也是秩序井然的世界中，非理性的反抗必然失败，而理性地选择逃避是惟一的、能够获得成功的反叛形式。在古老、神秘、原生态的文化面前，浮躁的现代文化有时也不堪一击。